《米塞斯大傳》中的第八章「民族、國家與經濟」有下面一段文字:

1848 年以前,日耳曼人與自由主義思想曾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期。在那之後,由於當時東部省份和奧匈帝國面臨的某些特殊情況,日耳曼人倒向了「國家主義」。在這些地區,日耳曼人屬於當地的少數民族。民主制度的引入會使政治權力從日耳曼人的中央政府轉到當地的主體民族手中,例如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等等。這樣一來,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日耳曼人就將失去政治參與的機會。因爲在民主制下,必然採用主體民族的語言1。只要自由主義黨派仍處於反對黨地位,德國的民族自決原則和多數原則之間的衝突就不會凸顯出來。然而 1848 年革命後,東部地區盛行的民主思想威脅到了新的自由主義政權,於是德國的自由派從此就反對民主了2

初讀到這段,首先注意到的是「民族」、「自由主義」和「民主」這些詞,之前讀過與這些詞背後相關的著作,對它們有淺薄的認知,但最後一句「東部地區盛行的民主思想威脅到了新的自由主義政權,於是德國的自由派從此就反對民主了」卻讓我有些困惑又感興趣。因爲日常在社交媒體看人們在談論「自由」總少不了要帶出「民主」,又或者講着「民主」時總要提及「自由」,但往往它們都沒有被定義,「民主」與「自由」背後的張力沒有被看到。然而在 1848 年前後,「自由」和「民主」背後的兩批人卻不協同地出現在記載裡,在查找 1848 年前後的歷史資料後,自己簡略地總結成以下:

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以及後來的「雙元革命」讓自由主義思潮廣泛傳播,如此同時,隨著拿破崙征服歐洲,人們的民族意識被喚起,民族主義不斷蔓延。1848 年革命(又稱:民族之春)在全歐多地同時爆發,它正是自由派民族主義者等對於君主統治的反抗的行動。但是 1848 年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其中一點原因是,不同團體之間未能達成一致的目標,因為在這場革命裡頭,不只有自由派和民族主義者,還有更爲激進的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自由派革命的目的是獲得經濟和公民自由權利,以及實現憲政對教會和國家的權力的限制;至於民族主義者則要求民族獨立;民主派則要求獲得男性投票權,民主派的目的與自由派不同的是,自由派的大體成員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有一定的政治權利,而民主派的成員比自由派成員階級更低,爭取的投票權正是自由派所已經擁有的;而社會主義者則要求工人應該要回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到這裡,已經看到自由派與民主派之間的張力,也粗淺地能夠解釋爲何德國的自由派會反對民主。

更新 2020 年 12 月23 日

讀《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 至今》:

1848 年由於多種原因而成爲西方國家記憶中不平凡的一年。

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之間,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開始互相敵視, 一方滿足於純粹的政治變革,另一方則要求爲工人階級進行經濟改革。

在國外,法國這半年所發生的事件喚起了許多團體的熱情, 這些團體 30 多年來一直在策劃推翻梅特涅的鎮壓制度。 中歐許多地區爆發了起義,匈牙利揭竿而起發對奧地利; 意大利的馬志尼及其追隨者建立起羅馬共和國;愛爾蘭人舉起反叛的義旗; 比利時人擊退了邊境一帶的法國叛亂分子;波蘭流亡者大批離開巴黎, 返回國內策動起義。一時間,整個歐洲大陸戰火連綿, 在這些局部戰爭中,對開明憲法的要求和建立國家的願望混淆了起來。


參考資料:

  1. Revolutions of 1848
  2. German revolutions of 1848--1849
  3. Western Civilization: A Brief History - Jackson J. Spielvogel
1

「米塞斯承認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這樣的偉大思想是不依賴於語言的。但他指出(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p.38, 41, 87),這些一般觀念的具體應用受到語言和基於語言的文化額限制。」

2

「意味深長的是,立憲議會(konstituierender Reichstag)率先討論同時也是討論最爲激烈的問題,就是 1848 年 7 月 22 日開幕大會的會議語言選擇。參見 Isabel Röskau-Rydel,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in idem,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m Europas: Galizien, Bukow-ina, Moldau (Berlin: Siedler, 1999), p.96」